1942年山东大灾荒 八路军打开鬼子粮仓放粮

2016-01-11 13:34:00 来源: 齐鲁晚报 作者:
  1942年,河南大灾荒,山东也不例外,一些地区严重歉收,个别地区绝产,粮食出现严重困难局面。或许吃的问题仅限于普通百姓,就像电影《1942》中国民党军官说的,“饿死了一个灾民,地方还是中国的,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,我们就会亡国。”然而,同样的灾荒,在山东抗日根据地,却到处发生着“最后一粒米,拿去做军粮”以及“开仓放粮打鬼子”的故事。

 

  1942年,河南大灾荒,山东也不例外,一些地区严重歉收,个别地区绝产,粮食出现严重困难局面。

  或许吃的问题仅限于普通百姓,就像电影《1942》中国民党军官说的,“饿死了一个灾民,地方还是中国的,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,我们就会亡国。”然而,同样的灾荒,在山东抗日根据地,却到处发生着“最后一粒米,拿去做军粮”以及“开仓放粮打鬼子”的故事。

  攻下郯城,就为打开鬼子粮仓放粮

  8月25日,在郯城县城,97岁的刘德生对打鬼子的往事随口就能说出哪一年发生的,但提起1942年沂沭河沿岸闹灾荒,他却忘得一干二净。

  那一年刘德生24岁,在郯北游击队任中队长,穿行在沂河两岸打击日伪军。1943年1月,罗荣桓下令发动郯城战斗,刘德生所在游击队随之被编入115师的攻城部队。

  “攻打郯城”的字眼勾起了刘德生对饥荒的记忆,他马上说,“想起来了,打郯城就是为了县城里鬼子的粮仓,当时地里产不出粮食,部队要吃饭,老百姓也得吃饭。”

  郯城是鲁南入苏北的交通要冲,也是沂沭河冲积平原的重要粮食产区。日军侵占郯城后,高筑城垣,广修碉堡,易守难攻。当时,对于缺吃少粮的刘德生来说,攻打郯城,不仅是战略反攻的开始,更是为抢夺日军粮仓而组织的一场“生存战”。

  “八路军打下郯城后,除了留下一部分粮食供部队用之外,日军粮仓里绝大多数的粮食都分发给了老百姓。”郯城县原党史办主任宋保武告诉本报记者,八路军开仓放粮,郯城县城周围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推着小车,到县城来分粮,“连年的干旱,老百姓家里恐怕早已没粮食吃了,八路军打开了日伪的粮仓分给老百姓,救了无数可能饿死的人命啊!”

  频繁遭“扫荡”,八路军坚持反抢粮

  “赤地千里”、“哀鸿遍地”……敌后战场上的饥民们,对于当时的国民党高层来说,很可能是看不到的。

  1942年初,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惨无人道的“拉网扫荡”,鲁南抗日根据地几近被日伪顽势力蚕食殆尽。115师政委罗荣桓曾凝望着一张鲁南地区沦陷形势图,那片他和战友们流血流汗开创的鲁南根据地,心情沉重地说:“没有了,鲁南没有了!”

  形势图上,从抱犊崮到沂河边,能坚持的村庄,没有几个了,剩下的仅是“东白山、西白山,南北漫子宝山前,纵横十余里,东西一线牵”。罗东进在回顾父亲罗荣桓这段过往时,这样给本报记者形容:当时山东的敌后根据地南北方向上面积很窄,说是“一枪打透的根据地”,一点都不假!

  鲁南根据地沦为了无安全保障的游击区,刘德生说,“比如今晚我们住在这个村,明天就得赶紧搬到下个村,从没常驻过。”

  1942年秋后,八路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开展了敌占区反抢粮斗争,毕竟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,有了粮食,就有了生存的基础,就有了坚持敌后抗战的物资条件。

  1942年麦收即将完结,中共临沂县委便号召恢复工作的党支部,发动群众,开展了反日伪抢粮斗争。沂河支队一大队在大队长李华源带领下,在日伪政权征粮并由日伪军强征强抢时,采用和支部联系群众共谋配合的斗争手段,由群众伪装送粮,县大队派出武工队半路截粮,粮食仍为抗日军民所有。

  地主家送的煎饼,游击队分给老百姓

  1942年到1943年之间,由于日伪军疯狂“扫荡”,临郯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转入隐蔽活动,一时间汉奸当道,土匪群起,民不聊生,社会陷入极度混乱。

  该地区属省际交界,自古多匪事。不过,绝大多数“草头王”是在伪化的混乱局面下,各村之间为了保护各自利益,找个靠山,挂个旗号,往往是“你向我村摊粮派款,我也向你村索物派捐”。参加者大多数是群众,武装人员大都是过去的抗日自卫队人员。

  “这些人员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大前提下,天地良心没有泯灭,同情共产党、希望八路军抗日武装回来。”苍山县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穆振昂曾这样描述这些为了“粮食”而落草的人。据粗略统计,临郯地区仅神山、磨山、层山、长城、芦塘一带,大大小小土匪号称有103伙。

  而作为游击队员,刘德生和战士们也得吃饭。他告诉本报记者,普通老百姓家里揭不开锅,他们就派人到地主、大户家里,“我们不要粮食,就让地主烙煎饼,烙好后秘密送到指定地点,我们再去取。”

  当然,一些地主、大户也深明大义,知道刘德生们是为了“打鬼子”保家卫国,所以每次送煎饼都尽可能多送些。游击队员人数不多,他们根据作战需要,留下必备的口粮,剩余的煎饼就分给普通老百姓。

  “给百姓分吃的,看似是小事,但在饥荒年代,你给他一口吃的,他就敢给你卖命!”刘德生说。

  动员农民生产,让敌后抗战有了物质基础

  1942年秋冬及翌年的春夏生产,在八路军的支持下,推行春耕、消灭荒地,改变了因日军“扫荡”造成的破败景象,农民对生产有了信心,并迎来一个好的夏收。

  截至1945年8月,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开荒和扩大耕地70多万亩,增产粮食6亿多斤,抗日武装发展到200多万人。那一年,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时,根据地已经拥有了全省80%的国土、75%的人口,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早已名存实亡。

  “民众生活虽仍是困苦的,但只要有了饭吃,就有了坚持敌后抗战的物质基础。”宋保武说,这样的故事,在山东抗战史上比比皆是,这让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。

  贪污腐败,人民群众一直深恶痛绝。1940年山东临时参议会成立之初,就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的条例,比如“凡是贪污500块钱以上的,就枪毙。”

  政治、经济上得到双重翻身的根据地百姓从内心里热切拥护共产党。在莒南的参军动员会上,女青年梁怀玉说:“谁第一个报名参军,我就嫁给谁。”在乳山的胶东育儿所里,上千名八路军幼儿得到人民乳娘的哺育……

  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谭健说:“党和军队为老百姓做出的巨大牺牲,老百姓也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同时老百姓也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,这二者是相互的。”

责任编辑:高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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